武汉vs武大：谁为谁“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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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vs武大：谁为谁“让路”？
一边是百年名校的人文景观，一边是九省通衢的市政规划。当一座高架桥将在武汉大学侧门拔地而起时，激烈的博弈发生了。
与校方数次沟通未果后，武汉市政府决定开工。但工程随即被武汉大学成功阻止——武大与武汉市同样位列副部级单位；4.7万名学生中有人提出了“YX申请”；这些都成为博弈的重要砝码。
本来，高校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更多是互相依存。比如，武汉市现任市长就是武汉大学的毕业生；始于1999年的部署高校“省部共建”，则让地方政府在资金和新校区扩建等方面，对高校有着制约能力，而校方调整本地生的招生比例，可能作为维护关系的回报。
2008年7月初，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现场时，高架桥工地仍未复工。武汉大学正在组织专家，对高架桥方案进行论证。人文与交通，地方与高校——双方是否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仍是悬疑。
“中国市场经济变革的大环境下，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已是不争的事实。”有评论指出，“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相互尊重、沟通和协商已为现实所必需，以往的多次经验和教训皆已反复证明：无条件牺牲个体和局部利益，并不能给社会带来真正的公平、效率和进步。”
一座高架桥背后的人文景观与城市规划之争
曾经忙碌的数百名工人撤出了，轰鸣的推土机声停止了。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中央——那个巨大的高架桥工地里，没有任何施工的迹象。一位项目经理正让保安在工地周围安装铁丝网，防止小偷的光临。
工地中央，约两层楼高的数十个水泥桥墩已拔地而起。而在施工挡板约10米外，就是武汉大学的围墙。
紧邻百年老校的宏大工程
这座设计中的高架桥主体桥身及相关匝道全长2235米，采用全封闭快速路的方式。它属于武汉市二环路改造的一部分，是该市史上最宏伟的路桥工程之一。武汉市民对这座高架桥寄于了“天堑变通途”的希望——按照市政府的说法，竣工后可以解决数十万人的出行难题。为此，包括武汉大学在内的理工大学到车湖宾馆段，总投资已达12亿。
洪山区街道口——这个高架桥的施工处，一直是武汉“最著名”的交通拥堵点。如果乘坐出租车经过这里，司机通常会询问是否可以绕路，否则，一段50米的路或许需要20分钟才能通过。
但对于比邻大桥的武汉大学来说，这个钢筋水泥的巨型建筑如同噩梦。高架桥位于分为南北两段，北段一部分经过武汉大学侧门。一旦成型，将有几十米长的桥身横跨于武汉大学侧门外，桥身高约10米。
“一旦高架桥建成，百年老校风貌不再。”在这所著名高校反对下，2008年6月4日，工程被叫停。
武汉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93年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政府创办的自强学堂。从1958年毛泽东视察到2006年法国总统希拉克访问，近百名国家领导人曾经光临这个“中国最美的大学”。武大坐落于著名的珞珈山，北门正对东湖。每年春天的樱花也是这里的一景。“不敢想象，在樱花林中抬起头就看到一座高架桥的感觉。”一位武大学生抱怨道。
“武汉所拥有的公司、工厂、哗众取宠的小区，在历史的长河中都是昙花一现。只有武汉大学在大浪淘沙的历史激流中，成为见证人类文化的中流砥柱。”武汉大学城市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在元曾表示。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复工。”施工方的一位项目经理说。因为工地约占整条马路宽度的1/3，停工加剧了拥堵，工地两侧——分割珞狮南路和北路的十字路口，非高峰期也会排着约30米长的车队。因为拥堵，经常有汽车突然开上行人便道。
而在此时，武大校方正在紧急搜集这座高架桥的资料，准备与武汉市政府再次“沟通”。
“为什么事先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
武汉大学基建部副部长刘宇舟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最初获悉建高架桥消息是通过2006年11月3日的一封公函。这封信来自武汉市城市投资集团——它是武汉市所有市政建设的投资方，其下级桥建集团则是代建单位。公函明确提出，因为要在武汉大学旁边实施高架桥工程，“特向武汉大学借地改造排水系统”。
因为疑惑，武汉大学并没有回复。作为工程代建单位的武汉桥建集团，很快派一名工程师到武大接洽。“先找到武大基建部，基建部说不接待，要我们找校长。”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桥建集团副总经理刘伟说，“后来，武大方面又要求武汉市政府再出个文件。我们觉得犯不着，就没再找武大借地。”在刘伟看来，借地的目的只是用来堆放施工材料、搭建临时设施，武大不同意，他们可以另找地方。
2007年1月16日，武汉大学再次接到了武汉市政府办公厅要求借地的函件。此时，武大觉得，应该搞清可能出现在自己身边的庞大工程。校方以对二环线与学校规划用地相交之处建设方案不清楚为由，于2007年2月8日致函市政府，“邀请市领导莅临学校指导工作”。
除了影响学校的人文风貌之外，距高架桥旁十几米远是一个被称为茶港社区的教师宿舍区。校方认为：高架桥建立起来将使得三楼以下终年不见阳光，而四楼以上长期遭受24小时的汽车噪音以及粉尘污染。在这个小区的850户人家中很多是武大教师。
但最重要的是，“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武大又是被涉及的最大的单位，为什么事先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刘宇舟表示。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法》和《环境评价法》规定，一个大型市政项目需要经过环评才可上马。而环境评估要求所涉及单位的法人代表发表意见。
涉及的单位范围为，生态评估需要纳入项目周边300米内单位的意见，而噪音和大气污染应纳入周边200米内单位的意见。这座高架桥其中的一段，与武汉大学杨家湾校区几乎擦身而过。
“规划前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这绝对是事实。”武汉大学发展研究院教授李光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这位教授被武大任命为高架桥“校内评估小组”组长后，曾多次向武汉市规划局申请查看环境评估报告，但“对方一直默然处之”。最后他通过个人渠道，拿到一份只针对珞狮北路一段高架桥的环评报告。“至于二环线整个规划的环评到底做没做，我们不清楚。如果一个项目没做环评，那么就一票否决。”李光说。
这份报告显示，相关规划部门曾随机选择46名武汉大学校内人员进行问卷，7人不同意建设高架桥，其中包括两名学生。“环评中随机抽取是一种最低级的办法。选学生本来就不对，因为学生是流动的，而且环评没有武大法定代表人的意见。”李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对于高架桥方案事先是否征求武大意见以及有关环评的情况，武汉市城市规划局宣传部书记何孝齐给出的回答是，“高架桥这个事情还在协商之中，我们不好私自接受采访。”
借事说事？
2007年3月2日，湖北媒体《长江商报》刊发了武汉二环路建设规划方案详情。武汉大学方面称，这是他们首次得知高架桥的具体情况，和大多数市民一样。
根据武汉大学的要求，4月24日，武汉城投公司来校介绍高架桥具体方案。按照城投公司下级单位桥建集团的说法，为武大讲解规划方案“是出于对学校的尊重”。但这并不属于桥建集团必须的义务——此前，桥建集团已派工程师与武汉大学接洽说明情况。
“那次，我们的工程师回到公司很气愤，说武大蛮不讲理。”桥建集团副总刘伟说。刘伟觉得很奇怪，“怎么蛮不讲理呢？那下次开会我也去听。”于是，4月24日，他和自己的上司——城投公司相关负责人一起来到武汉大学。
这个会议主要是由城投公司介绍方案具体情况。在刘伟的记忆里，武汉大学有一位分管基建的副校长出面。武汉大学明确提出反对建设高架桥，原因是破坏百年老校的文化以及风貌。但是刘伟认为，他还听出了“隐含信息”。
“校方隐约提到，校门口八一路的环境状况很差，对面中科院三角地要建高楼会影响武大等。”刘伟说。于是，这位桥建集团的副总向其上级耳语：“武大的意思，我看不在反对高架桥。”网络上也有传言，武大一直试图让市政府将校门口的一块原属于中科院的三角地划归武大，并改造为绿地——此次反对高价桥，就是“借事说事”。
但这些说法均遭到了武汉大学的否认。“我们从开始就很明确地反对建高架桥。如果说给什么样的条件，我们就可以让建高架桥，那还有必要和市政府沟通20多次吗？”武汉大学基建部副部长刘宇舟说。
该校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光也表示：“武汉大学从来没有说要做一个交易或者怎么样的。”
架方案，有无可能改变
2007年4月24日的会议结束后，武汉大学一直在试图使市政府改变高架决策。3个月后的7月25日，副市长尹维真来到武汉大学——这是武汉市和这所高校的第二次面对面沟通，第一次是在6月14日。
“我们从来不反对市政府建设二环线。”李光说，“但是在武汉大学旁边建立这样一个可能破坏风貌的高架桥，是不是没有替代方案？”在上海，为了保证百年复旦不受破坏，2005年9月，上海市政府规划部门决定在中环路高架主线经过复旦门口时，变高架为地道。
根据一份从武大学生手中流出的详细资料称：“7·25”会议上，武汉大学明确反对建高架桥，但后来校长刘经南提出：“如果实在要建，必须在四个方面进行环境改造，为武大调整校园规划提供条件。”但对于这个说法，武汉大学提出了反驳。“我参加了7月25日的那个会议，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是明确说不要建高架桥——这是个前提。”武汉大学基建部副部长刘宇舟说。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试图就此事与刘经南本人沟通，但这位65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婉拒了采访。
这次会议结束后，高架桥的一些前期工程仍在推进，比如，高架桥南段已开始施工。而在2008年5月初，珞狮北路高架桥正式动工。
被武大学生称为“霸王硬上弓”的做法，引起了武汉大学的极度不满。
为平息争端，2008年5月4日，武汉市委书记杨松、市长阮成发来到武汉大学再次沟通。双方的交锋中，城投公司方面称:之所以开工是因为在“7·25”会议上，副市长已和武汉大学基本达成共识。但这一说法再次遭到武汉大学反驳，“我这有会议记录。会上武大党委书记顾海良问，达成了什么共识？请讲清楚。”李光翻着手里的会议记要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如果真的有‘7·25’共识，顾海良不会那么问。”
这是一次让很多人感到为难的交锋——立足武汉110多年，武大和这个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武汉市长阮成发——武大1985届的毕业生，在5月4日表态，“我很想为母校做点事情。武汉大学是武汉的骄傲，学校领导和师生有意见，非常理解。但是改善武昌区交通状况迫在眉睫，二环线点对点30分钟规划就是重要手段。”
《中国新闻周刊》获悉的内部资料表明，阮成发的基本态度是，如果武大同意建高架桥，市里将从四个方面给予补偿：一是在尊重武汉大学意见的前提下，尽快对武汉大学地区的环境进行总体规划，避免今后再在周边建高楼。此前，曾有周边的高层小区打出了“武大是我们的后花园”的广告，引起校方反弹。这个规划将在2～3个月内完成;二是包括工商银行在内的“三角地”由市政府花钱拆建、绿化，在2～3年内完成;三是改善武大出口通道，在正门、侧门做行人地下通道；四是支持武大教职工宿舍建设。
事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向武大求证这些内容，校方不置可否。
这次会谈并未达成最终的一致意见。武大校党委书记顾海良提出，请专家重新论证武汉大学段高架桥建设方案，市委书记杨松表示同意。武大方面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二环线的规划同样经过武汉理工大学以及湖北省政府，但均以隧道方式通过。
对此，桥建集团副总刘伟解释：“武汉理工大学门口是个高坡，高坡上就不适合修桥，适合走隧道。而在湖北省政府旁边原来就有一个桥，如果再修一个桥，挨得最近的地方相距只有10米，你想想那是个什么样的景观？这种规划完全是因地制宜。”
走地下的另一个技术问题是，“武汉大学那一段高架桥的地下本来就有排水箱涵，如果做隧道就要在排水系统下面做，那样就要做很大的排风口。而且隧道无法在中间设立入口，周边单位的车辆进入只能绕到两侧入口，又会造成拥堵。”刘伟说，“这里还有武汉地铁7号线，如果走隧道，地铁就要再深挖。”
有专家估计，现有高架桥如改为隧道，可能要增加2亿元投资。
面对技术上的难题，武汉大学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式。武汉大学向市政府提出，将现有的排水箱涵挪至武汉大学校内，武汉大学以这样的方式作为让步希望改高架桥为地下隧道。目前，这一方案尚在沟通中。
谁叫停了这个工程
此次会议后一个月——2008年6月4日，北段高架桥悄然停工。桥建集团发给项目施工方通知函上称：施工人员机具设备可退场，但施工监理管理人员现场待命。“从5月底就陆续在吹风，市里主要领导指示工程暂缓，具体原因不清楚。”刘伟回忆。
对于一所部属高校如何叫停正在建设的重要市政工程，外界颇多猜测。武汉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光称，“我们和市政府就高架桥先后沟通了20多次，市里比较重视。武汉大学可以通过人大或者政协反映这个事情，但是武汉大学没用这样的方式。”
对于武汉大学的4.7万名学生和3400名教师来说，首次正式获悉建设高架桥消息是在2008年5月14日。当日，学校召开“高架桥通报会”，向学生代表和教职工代表进行了告知。会后，经由武大校内的新闻网站发出的评论，使这个事件成为一大热点。
武汉大学有两家校园新闻网站，分别为“未来网”和“自强网”。前者从属于校团委，后者从属于学生工作部。两个网站以报道与武汉大学相关的新闻为主，所有记者编辑均为武大学生。未来网负责人袁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她在5月15日接到网站总监(另一名武大学生)的电话，对方告诉她，“这个事情是下一阶段报道的重点。每天至少做一篇，要做六七篇。”
接到电话的当天，袁和另外一名学生记者前往施工现场，拍摄有关高架桥的现场图片并配以图说。“我们拍照片时，觉得那个高架桥建起了那部分，就像剑已出鞘的感觉。”袁说。
他们把这些文字发到未来网上的同时，转载到著名的“校内网”。这个网站拥有来自2200所大学、1800多万的在校大学生用户。随后，引起更大关注的评论文章《高架桥七宗罪》被发到网上，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与袁一同拍摄高架桥的学生。文章称，高架桥使“武大到了最耻辱的时刻”，原本只停留在政府与校方层面的事件又一次迅速升温，成为网络热点。
为做好有关高架桥的相关报道，一些未来网的学生记者成立了QQ群，大家在一起探讨报道方式。“我们开始也在想，是用记者的身份客观一点，还是以武大学生的身份写得主观一点。最后得出的结论还是主观些，先让大家知道这个事。”袁承认，他们所写的文章“比较愤青”。
“未来网”属于武大校团委管理，每篇文章都要先发到网络后台，经由团委老师审核后才能显示在主页。而这次有关高架桥的报道和评论，全部被放到主页。“包括《七宗罪》那篇文章也没什么删减，最多就是字句上的改动。”其中一位网站的学生说。
论战迅速升级，很快有武汉市民发出批评武大的文章。一篇名为《不谋一城，难谋一域》的文章批评武汉大学为私利而不顾大局。
6月12日，武汉媒体《楚天都市报》报道了二环高架桥悄然停工的消息，但并无更多细节。此后，停工的消息在当地媒体上没有更加详尽的披露，因为武大学生面临暑假，学校的新闻网站也暂停了工作。
今天，武汉大学门外道路上，只留下一排蓝色的施工挡板和一条尘土飞扬的马路。这一切只能等到武大与市政府达成一致之后才能有所改观。武汉大学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他们已经召集相关专家进行自我论证，准备再次与市政府以及规划部门沟通。
一个著名高校与一个中原重镇，就这样冲突起来。
文/张蔚然
建，还是拆？走地上？还是走地下？对发生在武汉大学附近的高架桥之争事件，《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副教授张敏、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吴晨。两名专家从高架桥与城市规划的关系上，分析了这种交通方式的利弊。
中国新闻周刊：高架桥的建设对城市的发展有哪些影响？
张敏：目前，中国国内公共交通网络发展还比较有限。而且由于历史的问题，断头路、尽断路很多。在这种情况下，要理顺路网、打通一些孔道，建立合理的骨架，还是需要高架桥的——这是它的正面作用。比如上海建了田字格的主干道系统，田字中间的一横一竖就是高架。它还使得货车、客车运输成本降低，减少绕路和堵车。
但高架桥给周围居民的生活造成了破坏性影响。第一是影响景观，高架横在中间，严重阻隔了桥两边的交流。第二带来噪音，隔板也很难完全消除噪音。三是桥下很有可能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犯罪行为可能会上升。四是会对低层住户的采光造成威胁。
吴晨：城市格局的发展与目前的使用功能肯定是有冲突的。城市架设了大量的高架桥试图缓解交通的紧张状况，但是高架桥本身是从现有城市基础上重新改造，必然会对原有城市的格局、肌理包括出行方式有一定的冲击。在很多城市，原有城市格局比较完整的部分，都会避免建高架桥。
我一直认为，高架桥带来的弊端要大于益处。在成为此地区的主导景观后，高架桥对整个城市的公共空间、交通、灵活性、景观形象的影响都很大，使城市失去独特性和可识别性。高架桥一多，城市尺度就变了，汽车尺度跟人的尺度是冲突的。这是完全忽略和藐视原有城市文化和环境的做法。
中国新闻周刊：国际和国内高架桥建设及拆除的趋势如何？
张敏、吴晨：国际流行的趋势是拆高架桥，而不是建。从国外修建高架桥的历史看，1964年日本为举办ay会修建了大量高架桥，开创了世界城市建高架桥的先河。以后，美国、欧洲相继也修高架桥，但不多也不长。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外开始拆高架桥。美国波士顿、芝加哥均开始陆续拆除城市里的高架桥，城市道路的发展转向建地下隧道，地面则尽量留给人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
此外，还有日本、瑞典、挪威、芬兰等国家也相继拆高架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和后机动车时代，更加强调人性化的城市环境。很多发达城市只有很少的高架道路，并且对于高架、地铁、轻轨等交通建设方式都有很好的规划。
中国新闻周刊：国内建设高架的原因和动机是什么？如何防止盲目建设？
吴晨：盲目建设的原因是短期视野，从急于解决交通拥挤问题出发，没有很好的长远规划。从城市整体交通来讲，不仅要治标还是治本。治标是一个城市结构的完善，不仅是鼓励公共交通的出行方式，同时更应该注意治本，调整城市发展结构，应尽量调整出行。把工作、生活尽可能紧密地固定在一个相对来说可达的范围之内。
张敏：防止盲目建设，首先要改善现有道路交通的状况，扩宽主要拥挤干道，同时完善交通管理系统。在考虑是否应增加一条高架道路时，要合理考虑到交通需求量以及未来的交通状况，还有城市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其次要发展地下空间开发和利用。很多发达国家的地下空间利用得很有成效，比如日本就有很多地下街、地铁、地下综合体，而且已经不是一层了。瑞典、挪威、芬兰这些城市地下空间开发也比较好，有地下音乐厅、游泳池、运动场。但是地下空间开发成本相对较高，所以要权衡考虑。
第三要完善城市交通车辆出行规划，三层立体交通应各有侧重。很多国家如法国巴黎等对于城市交通出行规划都有相关的指引方针，如《城市交通出行规则》(简称PDU),创造了一个可持续的城市机动性条件，多模式交通、自行车、道路空间等措施成为具体的解决方案，道路出行规定，使得郊区和中心区的道路机动车辆有所区别，减少了拥挤。
第四可以尝试拥挤收费政策的实施。比如上海，通过车牌的拍卖，控制了至少是低端群体、低成本汽车的进入。
始于上世纪末的部属高校的“省部共建”，让校方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地方政府掌握的砝码包括，资金、新校区建设的审批，以及高校周边环境的治理；而校方则可以调整对当地生源的招生比例。
在涉及高校的城市规划上，比较合理的程序应该是在政府部门完成规划后，提交人大。由人大召集利益相关方和有关的专家进行论证。
“也就是武大敢这样跟市政府较劲。”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别敦荣用此话暗示：武大与武汉市政府的高架桥之争，并非是部属高校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典型关系。
除非利益上发生极大冲突，在平时，双方的关系更多是一种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部属院校有求于地方政府——不仅是资金，学校的发展也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别敦荣解释道。而对本地生源的招生数量，则是校方制约或者示好地方政府的砝码。
“共建”背后的资金与土地
促成这种关系的原因是部属高校的“省部共建”。从1999年开始，如同国内很多城市，湖北省的部属院校也开始进入“省部共建”阶段——即湖北省要在教育部拨款之外，对这些部属院校出一部分配套资金。配套的比例一般是1：1，教育部投入多少钱，省里也应该相应投入多少。
按照教育部有关部属院校拨款的政策：“211”学校一般一年有几千万元，而“985”学校则有几亿。
位于湖北省的部属高校共有7所，加上国家民委的中南民族大学，部委属高校数量位列北京、上海、江苏之后，排全国第四位。但该省国民生产总值在全国长期徘徊在10名左右，武汉市近几年的经济发展也表现一般。
“所以，湖北省相应的配套并没有完全跟上。”别敦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几年前的配套资金，有的到现在也没有到位。”
"沟通肯定也沟通，但总是拖着，拖来拖去就没有了。”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有时候对学校的情绪会有影响，因为这关系到学校的发展。但也不会把关系闹得很僵，因为还有其他合作。”
有人因此对部属高校在武汉的发展前途有所担忧，“在一些沿海省市，有时候，地方政府对部属院校的投资有时候比教育部还多。”在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交流中，几个人提到广东省政府对中山大学的扶持。
但他们也承认，湖北省和武汉市在一些方面还是给予了支持。“有些是政策性的，比如批地，这在新校区的建设中尤为明显。”别敦荣说。
“新校区建设的最终审批权并不在地方市政府，但是如果没有地方政府，校区就基本上建不成。”武汉理工大学一位退休校领导参与了该校新校区筹划的很多工作，深知其中的问题复杂，地方政府的协调和强制能力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00年武汉理工大学三校合并后，共有三大校区、七个教学区，几个相对独立的教学区距离主校区10公里以上。同时，该校学生人均占地面积远低于教育部规定的59平方米。经过几年的不懈申请，终于在2003年被批准拿出规划方案。
第一个规划方案开始就遭遇流产。按照原来的规划，要使马房山校区的用地通过“内扩”达到3000亩，余家头校区的用地通过“远收”达到1000亩，但由于在“近扩”中涉及10多家单位，这一方案没实施多久就被迫停止。
此时，该校共建单位之一的武汉市政府通过积极协调，提出了新方案：建议在距主校区不远的南湖湖滨选址新建。这一建议最终被认可，方案也在2003年6月份获得教育部的批准。
这一过程的关键之处在于：高校项目的审批权虽在教育部，但前提是必须有一个能够付诸实施的立项。而立项能否付诸实施，主要是看与相关各方能否有效协商，这一工作主要由武汉市政府完成。
这一工作完成后，随后的程序就变得非常简单：2003年6月份，教育部批准立项；当年11月、12月份，武汉市国土局、市政府、湖北省国土厅、省政府分别下达批文；2003年12月底报国土资源部审批，并于2004年3月份取得国务院的最后审批。在审批之后的拆迁阶段，武汉市政府同样发挥了主导作用。
“经历了这个过程，才知道省部共建对高校到底意味着什么，有些事情离开了地方根本就做不了。”武汉理工大学上述退休校领导感慨地说。
这样的合作还有很多，比如高校周边的环境整治也让双方颇费心思。一方面，高校希望维护校内和周边的一方净土；另一方面，没有执法权的高校要对付这些擅长打游击的人群，也只能仰赖于地方政府。记者在武汉市几所部属高校采访时，经常能听到师生对校园周边环境的抱怨，也有人将此归咎为地方执法机关的“不作为”。但一位城管人员向记者透露，他们付出同样的努力，在高校周边取得的效果明显不如其他地区，“人太多了”。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公安部门身上。
“很多人把我们理解成独立王国，但事实上这只是个假象，教育以外的很多行政职能事实上由地方政府完成。”武汉理工大学的上述退休校领导表示。
当地生源招收比例：小心翼翼地调整
部属高校则以提高当地录取比例的方式，对地方政府的付出给予回报。回报的具体内容，大都在高校、教育部和地方政府签订的共建协议中明确规定。
华中科技大学一位管理人员透露，部属高校在这一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心理：从生源质量的角度上讲，学校当然希望能适当提高在省外——尤其是生源较好地区的招生比例；但“省部共建”以来，逐年提高所在地生源的招生比例已经成为部属高校的共识，这样可以从地方争取更多支持。在这种得到与付出的不断循环中，部属高校在当地的招生比例节节攀高——浙江大学在合并了几个地方院校后，在当地的招生比例一度达到了70%。
前几年，武汉大学在湖北的招生规模大体维持在40%左右，但近两年这一比例正在逐步减少。2008年与2007年相比，减少了800多人；2007年与2006年相比，则减少了1300多人。
这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很大反响。因为虽然对当地招生比例的下降已成为必然趋势，但大多数省份仍然在具体措施上小心翼翼。大多是在保持本地生源总量稳定的基础上，通过增加对外地生源的招生总量，在达到降低当地录取比例的同时，又不致过于损害跟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
一位教育研究专家分析，武汉部属高校在当地招生数量的连年减少，似可看作当地政府对部属高校控制力的下降。毕竟，这些高校资金主要来源于教育部，“教育部的话语分量还是要超过当地政府”。
当地政府也在采取积极的措施。今年年初，时任湖北省代省长的李鸿忠宣布，从2008年起的3年内，将投入5亿元，支持在武汉的7所部属院校的发展。具体的分配比例是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各2亿元，其他5所各200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湖北省的3亿元外，武汉市也有2亿元投入其中。
武汉市也成为湖北省内与部属院校关系非常特殊的一个城市，“武汉共建生”可以被视作对这种关系的一个注解。从2002年开始，部属的7所院校开始在武汉招收共建生，条件只有一个：武汉市户口。优惠幅度很大：可以在同等条件下降低20分录取。招生的规模一般在1700～1800人之间。但由于其录取的时间较重点院校稍晚，导致报考者经常在共建生录取程序开始之前，就已经被其他的高校录取，共建生的指标经常出现空缺：2005年共建计划为1770人，实际录取1230人；2006年共建计划为1770人，实际录取1420人。
关系应该怎么处？
虽然部属高校对当地招生比例的逐渐下降使得“高校地方化”降温，但著名教育专家熊丙奇认为，部属高校资金来源的单一性，还是会使这些学校努力寻找与当地政府维持良好关系的途径。部属院校的教育资源就很难从根本上实现公平分配。
他说，在国外，很多的大学选择偏僻小镇而建，原因之一就是其不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拨款，各种各样的基金已经足以支撑其正常地运作。
在部属高校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上，熊丙奇还建议引入法律程序，以便为双方之间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机制。“比如市政规划，”熊丙奇说，“现在一般是市政府主导完成，大多与利益相关方不能进行充分地沟通，不仅可能会给利益相关方损害，由于缺少法律程序上的充分论证，可能为这一规划带来隐患。”
熊丙奇建议，比较合理的程序应该是在政府部门完成规划后，提交人大。由人大召集利益相关方和有关的专家进行论证、博弈，这样虽然可能在工程开始之前花费了较多的时间，但无论从公平角度还是防范风险的角度，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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